为什么明朝建国80年,就有了亡国之象

香港马会资料一肖中特 www.mszqy.com 来源:香港马会资料一肖中特   2016-01-26 02:03  编辑: 王奔奔   人气:

导读:  在中国的历史上,明代与后汉和唐并称为宦官专权严重的时代,而其实明太祖鉴于过去的历史,已严厉约束了宦官的行动。他在宫门树立铁牌,上刻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,预者斩”十一字,并将宦官的数量限制在百人以下,薄其禄,低其位,尤其严禁读书,并严厉取缔与外官交通。

  在中国的历史上,明代与后汉和唐并称为宦官专权严重的时代,而其实明太祖鉴于过去的历史,已严厉约束了宦官的行动。他在宫门树立铁牌,上刻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,预者斩”十一字,并将宦官的数量限制在百人以下,薄其禄,低其位,尤其严禁读书,并严厉取缔与外官交通。

  接下来的建文帝也薄待宦官,因而心怀怨望者,便在靖难之役中里内应永乐帝。为了奖赏宦官,也为了贯彻独裁而强化特务政治,永乐帝把利用宦官当作上策。奠都北京后,他营造宏伟的宫殿,蓄养的宦官多达数千人。宫中形成了宦官小政府,分为十二监、四司、八局,合称二十四衙门。其中司礼监的地位最高,秉笔太监也出自其中。太监原意是一监之长,但到了后来所有宦官都被称为太监。在宫中形成小政府之后,宦官必须有操笔作文的才能,于是太祖的训诫被抛诸脑后,宫中设置了教宦官读书的文书房。

  永乐帝朱棣

  对有才能的宦官的需求,并非只限于宫中。永乐以后,宦官作为天子的代理,被派到驻扎地方的将军那里担任监军,也就是眼线。此外,北京城内设置了称为“东厂”的特务警察机构,上自提督东厂的所有密探都由宦官充任。由此看来,永乐帝根本不信任朝廷的官僚,而他所信奉的哲学让人相当困扰,那就是文武官僚都追求私利私欲,为了防止他们营私舞弊,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完全是另一系统且属天子私人的宦官。归根结底,这不外乎是受了这一欲望的驱使,即将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作私有财产,并用尽一切手段将其传给子孙。

  这与蒙古天子的想法若合符节。宋代的天子虽然也将皇位视为不赀之富,却终究没有这样露骨地蔑视人民的存在。即便只是表面上,也还是遵从儒教的教导,声称君主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。在天子独裁制度下,皇帝稍有差错,带来的影响也极为重大,想来明代的人民比宋代的人民更不幸。历史并不总是随着时间进步,特别是在历史重复时,模仿往往比原型更拙劣。

  一般认为明代的宦官弊害始于英宗时代,但英宗在位的初期,正是张太后任用三杨、内阁政治的原型形成的时期,宦官还处于蛰伏状态。然而,当杨荣、张太后、杨士奇、杨溥相继去世后,司礼太监王振迅速得势,开始暗中操纵政治。在英宗还是皇太子时,王振曾教其读书,英宗即位后仍称他为先生。年少天子还没有将大臣和宦官区别对待的见识。

  从宦官专权这一点来看,明代的政治也不及宋代。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,到即将灭亡为止,宦官虽曾扰乱政治,却从没获得可以愚弄大臣的权力。但若与汉、唐相比,明代的宦官只有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专横,一旦失宠,转瞬之间不仅地位,就连性命都难以保住。汉、唐的宦官固守宫中,以兵权威胁天子,恣行废立,这种情况在明代没有出现。这也是天子专制与天子独裁之间的区别。专制天子的权力属于个人,包含着重大弱点;而独裁天子则是制度上的,属于私人的宦官势力就算与之对抗,最后也会败下阵来。

  王振北京智化寺石刻像

  在三杨的时代,王振就利用天子的信任,以司礼太监的地位插手政治、人事,权势渐大。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死后,他更是肆无忌惮地干预朝廷的最高机密,而这也成了他最终倒台的原因。

  在当时的蒙古沙漠,东方的鞑靼和西方的瓦剌以明的军事行动为支点,重复着你荣我枯的跷跷板游戏。到了英宗时代,瓦剌部落在也先领导下强盛起来,因为起于国境马匹贸易的争执而大举入寇。王振劝天子出师亲征,经直隶的宣府到了山西的大同,但眼见敌势浩大,群臣劝谏天子回军。由宣府返回北京的途中,在土木堡遭到瓦剌军的包围,永乐以来的勇将悉数战死,全军溃灭,据称战死者有数十万人。王振为近卫将校扑杀,英宗成了敌军的俘虏,被掳到沙漠。威服四海的天子,成为北方民族的俘虏,这种非常事态还是自北宋末徽宗以来的第一次。

  接到战败之报后,朝野一片愕然,皇太后孙氏急忙让英宗之弟景帝即位,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中心,制订守御计划。这种时候,靠资历当上内阁大学士的官僚和六部尚书,无能至极,不堪一用,于是刚从侍郎升任尚书的于谦便负责指挥。此时,官僚政治僵化、难以发挥作用的弱点无意间暴露出来。如此一来,宦官掌权也不足为奇。

  宦官几乎都出身于下层社会,因而长于世故,高级官僚则生于读书阶层家庭,长于饱食暖衣的环境,一门心思以科举为唯一目标,最终通过在无益的学问竞争中获胜取得官位,两者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  那么,是不是索性废掉科举官僚,将所有事情都交给宦官政府去办就行了呢?却又不是这样?;鹿倏梢运凳侵蒙碛诹苤獾闹鹄募?,绞尽脑汁利用地位贪图贿赂。当然,在前近代的中国,利用职权捞取好处是普遍现象,就算表面上贵为宰辅之臣,接受与身份相应的馈赠也是半公开地得到允许,只是过于显眼时会受到非难。比如对三杨之一的杨荣,责难声音就很大,说他“颇通馈遗,边将岁时致良马”。这样一来,他也没有资格指责宦官的贪欲了。只是宦官获得权势时,收入私囊的数额异乎寻常。土木之变发生后,朝廷宣布王振的罪状,诛杀族党,没收家产,结果发现其家中金银库房有六十栋,珊瑚树中光是高六七尺者就有二十余株。这不仅仅意味着如此多的金额从国库中消失,巨额财宝落入宦官腰包的过程中,有多少营私舞弊、给社会带来多少毒害才是问题。

  明英宗

  天子被俘、宦官专横,这些已经是王朝的末期症状了。另一个在英宗时代出现的末期现象,是江西农民邓茂七的叛乱(1448—1449年)。最近,中国历史上频发的叛乱成为研究对象,其中大多都被认定为农民叛乱,但实际考察其内容,便会发现多数并不能称为农民叛乱,而是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,或者走私分子,又或兼有两方性质者所为。议论者似乎大都将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这一点作为前提,轻易下结论说,在农业社会发生的叛乱就是农民叛乱。然而,只有邓茂七叛乱的性质稍有不同,似可定性为真正的农民叛乱。与黑市交易者等不同,农民是最不易发起叛乱的。此次事件中,农民在没有领导人、不懂战术的情况下暴动,并且立即扩散到广大区域,虽然不久被镇压下去,但依然不外乎是王朝的末期症状。以北宋时代而言,方腊之乱在性质上与此有若干相似之处。

  到英宗时代,明朝开国刚八十年,通常来说正该是王朝的极盛期。此时出现末期症状,乍一看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,然而,这正是重复之所以为重复之处。虽然王朝看起来被赋予了新生命,但作为根基的社会中沉淀着前朝以来的历史,到处潜伏着引起末期症状的病灶。因而政治稍有差错,毒素便会随时随地喷发出来。只是,王朝不一定会因此而灭亡,年轻的王朝有着不输给病毒的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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